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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前，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律师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就“互联网专车”问题采访时表示：对于钓鱼执法问题，私家车的特点决定了执法比较困难，尽管钓鱼执法受大家诟病，但要打击私家车只能采取钓鱼执法这种方式，但实际上钓鱼执法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对于为何不对专车的源头——专车平台进行执法，赵占领表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针对专车平台执法，法律依据不充分。专车平台毕竟不是自己运营专车，它只是提供信息服务，现有法律没有对专车平台运营限制的专门规定。所以，直接去惩罚专车平台的理由并不充分，只能从其他角度找突破点。其次，无法直接针对专车平台执法，但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进行管控。比如，5月初,广州Uber公司被曝无证经营。7月，北京市运输管理局、执法总队、工商局等8部门约谈滴滴快的、优步等专车平台，并指出专车平台利用私家车、租赁车辆从事运营服务存在非法运营、偷税漏税、违规发垃圾短信、垃圾广告等4大“罪状”。这也侧面反应了专车监管的无奈。私家车如果租给专车平台，并且私家车车主自己并没有直接开车运营的话，那么不允许私家车做专车的规定就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现有法律规定，私家车做专车肯定是违法的，因为没有取得合法运营资格。但问题是，现有的法律是否适用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是需不需要改的问题，这是针对私家车而言的。总体来说，各地都是趋向比较严格的态度。”赵占领认为，“运营公司提供租赁车辆属于传统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不能同时提供本车司机驾驶，如果提供司机驾驶属于客运了，就是违法的。”“表面来看是专车行业和出租车行业之间的利益冲突，但这背后，也有政府的利益在里面。”赵占领表示。以下为该报道原文全文：《钓鱼执法“困境重重”，专车监管再遇难题》“那个人一坐上车，我就觉得不对劲，最后果然撞上‘雷’(编者注：被钓鱼执法了)了。”一位来自东北的专车司机薛先生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薛先生是挂靠在北京某专车平台的司机，近日在北京西站被钓鱼执法了。薛先生抱怨干这份工作实在“心累”。“干别的活如果一天能挣一百也比做专车挣三百强。干专车要无时无刻防备着被钓鱼执法，尤其是在车站、机场这些地点。”薛先生对记者说，“虽然说一旦被钓鱼执法，一万多的罚款，专车平台公司承诺会分期‘报销’，但这个报销过程却是繁琐和漫长的。”钓鱼执法的无奈据本报记者了解，全国各地各对专车钓鱼执法事件不断被曝光，由此引发的专车司机的抗议事件也是层出不穷。日前，上海市交通执法总队在虹桥机场发现一辆涉嫌非法客运的特斯拉，目前该车辆已经被暂扣，并处以1万元的罚金。近日，香港警察也“诱捕”了Uber司机，并对Uber公司进行了突击检查，带走3名员工与证物。这也是继4月份广州市工商、交通、公安部门联合对Uber行动后的又一次动作。而今年6月，广州、武汉、杭州都接连发生的因专车被钓鱼执法引起的专车围堵事件。与此同时，被抢了生意的传统出租车似乎也不甘示弱。8月10日，为了抗议服务质量好价格实惠的专车,武汉出租车司机集体抱团开空车,打着双闪在早高峰的城市主干道上开车“散步”,导致全城交通堵塞。对于钓鱼执法问题，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律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私家车的特点决定了执法比较困难，尽管钓鱼执法受大家诟病，但要打击私家车只能采取钓鱼执法这种方式，但实际上钓鱼执法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事实上，前两年就有针对黑车的钓鱼执法行动，这种方式无论是从法理上还是政府公信力等角度考虑，都存在一定的争议。如今，钓鱼执法直接针对的是专车司机，对于本报记者提出的为何不对专车的源头——专车平台进行执法，赵占领表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针对专车平台执法，法律依据不充分。专车平台毕竟不是自己运营专车，它只是提供信息服务，现有法律没有对专车平台运营限制的专门规定。所以，直接去惩罚专车平台的理由并不充分，只能从其他角度找突破点。其次，无法直接针对专车平台执法，但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进行管控。比如，5月初,广州Uber公司被曝无证经营。7月，北京市运输管理局、执法总队、工商局等8部门约谈滴滴快的、优步等专车平台，并指出专车平台利用私家车、租赁车辆从事运营服务存在非法运营、偷税漏税、违规发垃圾短信、垃圾广告等4大“罪状”。“这也侧面反应了专车监管的无奈。”赵占领说。在易观国际分析师张旭看来，这种钓鱼执法是不可取的，“这实际上是在妨碍行业的发展，新兴的行业在没有政策实际落地之前，就套用原本的老政策，对他们进行管制，在我看来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专车是否违法?除了钓鱼执法方面的争议外，专车的合法性以及能否“转正”等方面也存在疑惑。相对上海来说，北京对专车的监管非常严格。在北京，交通委规定私家车根本不允许做专车。这个规定显得笼统，不具体。赵占领认为，私家车如果租给专车平台，并且私家车车主自己并没有直接开车运营的话，那么不允许私家车做专车的规定就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现有法律规定，私家车做专车肯定是违法的，因为没有取得合法运营资格。但问题是，现有的法律是否适用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是需不需要改的问题，这是针对私家车而言的。总体来说，各地都是趋向比较严格的态度。”赵占领认为，“运营公司提供租赁车辆属于传统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不能同时提供本车司机驾驶，如果提供司机驾驶属于客运了，就是违法的。”现在租赁公司采取变通的方法，只租赁车给用户，然后由第三方劳务公司提供代驾服务，这种方式法律并没有明确禁止。“以目前来看，专车行业在法律上实际是一个空白，只不过是套用了原来非法运营的一个帽子。既然如此，就不应该用原本的老思维去执行，所以，在我看来，这样的执法是不正确的。”张旭说道。从具有互联网精神的共享经济的角度来看，Uber、滴滴快的是共享经济的典型代表。“共享经济在和行业结合时，都会有类似的冲突出现，Uber、滴滴快的对于传统业态冲击非常迅速，会阻碍一部分人的利益，它会把过去稳定的一些状态破坏，从而引发了目前这样的监管”自媒体葛甲对本报记者说。“表面来看是专车行业和出租车行业之间的利益冲突，但这背后，也有政府的利益在里面。”赵占领表示。是否可能“合法化”?根据易观智库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7月31日，滴滴快的以110个城市位列专车服务覆盖城市数量之首。7月，交通运输部制定的网络约租车管理办法和出租车改革方案中涉及出租车和专车的两项相关制度均起草完毕，已报送至国务院批准。解决好专车“合法化”的问题，对于各地出行影响至关重要。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强烈的打车需求，使得专车行业迅速发展。从2014年Uber最早进入中国，到目前滴滴快的成为2015年上半年融资最多的公司，E轮融资高达124亿元，无不体现出行领域的繁荣发展。易观智库的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第2季度，滴滴快的、Uber和神州专车分别以82.3%、14.9%和10.7%的比例占据中国专车服务活跃用户覆盖率的前三名。据媒体近日报道，滴滴快的将获得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投资，作为滴滴快的近期融资轮的一部分。鉴于中投的背景，有人猜测这是不是代表着国家对专车市场的肯定，滴滴快的是否离“转正”不远了?对此，张旭表示：“把中投注资滴滴快的这件事上升到国家对专车的肯定，我觉得想象力过于丰富了。在我看来，这仅仅是中投的一次普通投资行为，毕竟滴滴快的是一个极具成长力的企业。不过，中投这种比较大型的投资公司青睐于滴滴快的，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也是对于滴滴快的几年来运营的一个肯定。”一面是互联网专车模式受到市场欢迎，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一面是私家车非法运营以及地方政府和出租车行业的强烈抵制，专车行业还处于一种焦灼状态，随着政策出台，这种形式应该很快会有所改观。究竟是改变现有的规则适应专车模式，还是改变专车行业来适应现有规则。葛甲认为：“如果改变专车行业来适应现有规则的话，这就意味着会打击新兴业态;如果让传统行业来改变，以前开出租车的人的就业怎么办，传统产业毕竟占大数，很多人要在这个行业里谋生的。”具体来讲，“合法化”这块主要针对私家车。赵占领认为，交管部门很有可能通过设置私家车进入专车领域的门槛，从而达到一种规范，门槛划分的高低决定着进入专车市场的私家车的数量。“从交管部门的角度来讲，不希望把这个口子划得太大，太大的话，出租车司机该抗议了。”而在安全方面，张旭认为：“如果能把司机从源头管控好，司机在准入的时候能做好筛选的话，安全风险应该就会降到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这就需要政府提出一定的标准，并且政府能够贡献出一定的资源来，加上互联网企业的资源，如果政府和企业能够配合非常默契的情况下，那么实际上，专车的安全系数是可能高于出租车的。”葛甲认为：“Uber、滴滴快的发展速度之快，不容出租车行业去做转型，是立竿见影的效果。怎么去处理快慢的问题、兼容的问题，是专车领域、出租行业面临的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对于各国的监管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